苏秦点出的事实，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:“……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之忧，无过燕国矣！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，以赵为蔽于南也！秦赵相弊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燕所以不犯难也……秦之攻燕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千里之外，失计无过于此者！”苏秦所讽刺的这种“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千里之外”的邦交政策，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。这种迂政邦交，最大的症状便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，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所左右，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。历史的事实是，虽然燕文公这次被点醒，但其后不久，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，重新回到“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千里之外”的迂阔老路上去了。再后来的燕国邦交，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，获得了“燕虽弱小，而善附大国”的口碑。也就是说，燕国邦交的常态，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。春秋时期，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。战国时期，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，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。乍看之下，这种邦交貌似后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，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。但是，可惜燕国不是强国，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。燕国的远依附而近为敌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，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——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，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！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“身世”念兹在兹的国家嫉妒，导致了燕国邦交的长期迂腐，也导致了几次行将灭亡的灾难。
再说禅让之迂。
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，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。可是，正在这个时候，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，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。这个事件，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。燕易王之后，继位者是燕王哙。列位看官留意，大凡没有谥号而直呼其名的国君，不是亡国之君，便是丧乱之君，总之已经丧失了追谥的宗庙条件。这个姬哙，与后来亡燕的姬喜，是燕国历史上两个没有谥号的君王。姬哙之所以历史有名，便是因为在位期间做了这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——仿效圣王古制，禅让国君之位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，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，是燕国“几亡者数矣”中最具荒诞性的一次亡国危机。事件的经过，都在本书第二部《国命纵横》中备细叙述了。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，是燕王哙的迂阔与整个荒诞事件如何生成。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与《韩非子》都记载了这次事件的四个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论很能说明一问题。
第一个关键人物，当然是姬哙。从他与其他臣子的应对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哙最关注的是两件事:一则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王，二则是如何使燕国像齐国一样王天下。应该说，姬哙的动机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在变法强国成为潮流的时代，姬哙没有想如何搜求人才变法强国，却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，不能不说，这是燕国的迂政传统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子之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记载了子之一次权术行为:“子之相燕，坐而佯言日:‘走出门者何白马也？’，左右皆言不见。有一人走，追之门外，回报日:‘有。’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诚信。”后来的赵高指鹿为马以测试同党，完全与子之权术相同。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子之并非是商鞅乐毅那般具有治--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