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，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，以律师为传授教习。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，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，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，实在值得深思。
列位看官留意，公元前213年春，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，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“焚书”事件。与其后的“坑儒”事件一起，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，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两千余载厚诬之下，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。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，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。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。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，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，“焚书”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，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。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，大大掩盖了“焚书”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。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，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，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。这种评判，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，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。至少，人们已经忘记了，“焚书”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，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——
注释:
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》云:“仲冬之月……土事无作，无发盖藏。无起大众，以固而闭……命之曰畅月。是月也，省妇事，毋得淫，虽有贵戚近习，无有不禁。”
②阳武博浪沙，阳武为秦县名，大体在今开封西北。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，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，在今河南原阳县。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，公元前218年，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