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星火在地上简单地写了个数学模型，写了经济主体效用函数，和代表国家部门以及家庭部门的当期预算约束，以及跨期预算约束（可理解为未来的对于花钱的预期限制）。
经济主体效用函数
U=c1+βc2
家庭部门
s1（当期预算约束）：c1=w1-t1-b
s2（跨期预算约束）：c2=w2+（1+r）b-t2
国家部门
s1（当期预算约束）：G1=Nt1+Nb
s2（跨期预算约束）：G2=Nt2-N（1+r）b
然后用拉格朗日乘数法，来解经济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，得出了FOC（一阶条件），也就是。
c2=β(1+r)c1
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，也是入门级的经济模型，又被称为“李嘉图等价”。
是大卫·李嘉图在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一书的第十七章中表述的论点：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付税，还是发行公债，来为政府筹措资金，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。
同时，“李嘉图等价”在凯恩斯主义思潮泛起、消退后，依旧起到了历久弥新的效用，也成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研究政府债务，尤其是现代财政结构具有类似于“道”的标志性意义。
地面上奇奇怪怪的数字和符号，两人自然是看不懂的。
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依据自己的本能或经验，提出质疑。
“效果肯定不一样。”朱高煦用很淳朴的道理解答说：“加税，农民会起来造反的。”
姜星火点点头，又看向‘秋先生’。
夏原吉眉头拧紧，他隐约意识到，问题似乎并没有朱高煦说的那么简单。
谁都知道加税会造反，问题的核心在于，国债为什么能跟加税挂上钩？
这不由地让夏原吉有些忐忑了起来，别是大明国债操作错了？
“你觉得呢？”
“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，肯定不是加税会造反这么简单，但是一时半会儿这个关隘在哪，我暂时也想不透。”夏原吉诚实道。
姜星火干脆说道：“我举个例子，你们来理解看看对不对。”
“国家征税和国家借款（大明国债）在逻辑上是不是相同的？”
“假定大明的人口达到峰值状态，由于人地矛盾的原因，人口总量很难继续增长，那么可以视为不随时间而变化。”
“【假设】大明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（一次性总付税）100文铜钱，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，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文大明国债的形式来弥补（再假定大明国债期限为一年，年利息率为5％），以保证大明的财政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。”姜星火提问道：“那么减税后的第二年，如果大明依旧决定保持收支平衡，会发生什么？”
夏原吉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东西，他答道：“减税后的第二年，如果依旧决定保持收支平衡，为偿付大明国债本息，大明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文铜钱的税收。”
姜星火微微颔首，继续说道。
“面对税收在时间上的调整，纳税的百姓，如果他/她-->>